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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系列讲座第五十一讲成功举办

    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系列讲座第五十一讲于20151125日北京大学凯原楼成功举办。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Nicholas Morris教授应邀,以“全球法律和监管体系在建立可信行为中的作用”为题进行主题演讲。本次讲座亦属2015年秋季学期北京大学法学院“比较法研究”课程创新项目,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研究所主办,讲座由北京大学教授、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研究所执行所长张骐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分为主题报告、现场问答两个环节。Morris教授在讲座中指出,在日常生活与社会政治经济交往中,可信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行为的可信性关乎到稳定的经济预期、信息对称的合同签订等事项。而法律与监管体系对于促进、保持行为的可信性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事实表明,在放松监管与规制时期,催生了诸多金融领域中包括非法获利、内幕交易等乱象。
    针对这一乱象,Morris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等鼓吹放松市场监管的理论片面强调了人的自私与利己动机。而这完全是对亚当·斯密的割裂性解读——亚当·斯密的经典理论不仅倡导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同时也倡导“涉他动机”,即对市场行为加以价值制约。在Morris教授看来,这就意味着增进行为的“可信度”。这具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即“用能力说话”(competence)、“实话实说”(truth-telling)以及“信守诺言”(promise keeping)。将上述概念加以操作化,推动行为的“可信度”意味着如下四个步骤:即“恰当界定义务”、“确定相应责任”、“建立实施和履行责任的机制”以及“合理的问责制”。
    Morris教授进一步指出,上诉操作化框架中最为核心的是框架性与制度性基础,也即法律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但从现实来看,普通法、大陆法系、宗教法律、中华法律体系等既有的法律体系都存在着不同的优势与局限,这就需要彼此学习、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从普通法与中国法律体系之间的比较来看,普通法虽然充分保障了个人权利但却有可能囿于利益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规范。而中国法律体系由政府推动,因此有更大的力量问责个人或组织。
    最后,就传统中国法律思想资源与当下资本主义法律框架间的关系而言,Morris教授认为儒家思想中重视制度伦理性的观点,以及重视凝聚共识、长期合作的观点,对于当下世界的发展,特别是跨过合作机制与全球法律监管不乏启发性意义。
    在讲座问答环节,现场听众就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伦理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古代传统中“礼”可否适应现代社会等问题同Morris教授展开交流。Morris教授指出单纯依靠个人的自利性无法维持长久的经济发展,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道德与伦理因素,是化解资本主义发展内在张力的具有启发性的方法。任何一种制度在其实施中都存在不公正现象,看待古代资源如何适应于现代社会,需要以程序性的视角,寻求制度化、机制性的解决方案。本次讲座在听众与Morris教授热烈讨论与交流中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