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4日，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Clarke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全球教席学者张永健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法学院教授程金华以《法学的知识谱系：基于近百万中国法学核心期刊引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题举办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戴昕主持。《中国法律评论》常务副主编袁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家》副主编尤陈俊，《清华法学》编辑部主任徐雨衡，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杰出学人李治安担任评议人。校内外多名师生参与其中，活动反响热烈。
本文以文字实录的方式呈现讲座核心要点。
张永健、程金华：
研究基于对9本中文法学期刊1990—2024年间发表论文的系统分析，构建了一个覆盖23,000余篇论文、累计82.4万余次引文的大规模数据集，旨在描绘中国法学研究中不同语言文献的引用结构及其长期演变。整体来看，中文文献始终占据引用体系的主体地位，但外文原文及其中译本在1990年代至2012年前后持续增长，随后出现明显回落。到2024年，外文原文约占全部引文的20%，中译本约占10%。在外文文献内部，英文文献占比最高，其引用量显著高于德文与日文，约为德文的两倍以上，显示出英文在中国法学知识输入中的主导地位。
从集中度来看，不同语言文献的引用呈现出明显差异。日文与德文文献的引用高度集中于少数作者，主要由掌握相应语言能力的学者所主导；中文与英文文献同样存在一定的集中趋势，但程度明显较低。翻译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语言门槛，帮助学者跨越阅读障碍，但并不足以完全消解国别学术传统与研究语境的差异，这使得日文和德文文献的引用更多集中在高引用量作者身上，而中文与英文文献的引用则相对分散。在时间维度上，各语言文献的被引分布形态总体相似，但英文、德文与日文文献在较早阶段即获得较高的引用强度，而中文文献的被引活跃期相对较短，外文文献则表现出更强的持续性。
在引用类型方面，中文与英文书籍的引用比例随时间显著下降，而期刊论文的引用比例持续上升，反映出法学研究在知识生产形态上逐步向期刊化与碎片化转变。与之不同的是，日文与德文书籍的引用量不仅高于中英文书籍，且并未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这一差异可能与德国、日本学术评价体系中对专著的长期重视密切相关。在文献时效性上，中英文文献更倾向于引用较新的期刊论文，而日文与德文文献并未表现出同样显著的“新近性偏好”。
不同法学部门之间在外文引用结构上也呈现出系统性差异。民法与刑法论文中，英文与德文文献的引用比例较为接近；而在公法、经济法、商法、金融法、程序法、法理学、司法制度、国际法以及其他规制性法律部门中，英文文献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乎所有部门中，仍有约60%至70%的论文从未引用外文文献，或仅引用外文翻译本，这表明外文文献在中国法学研究中的渗透程度在不同作者与研究领域之间高度不均衡。
从知识生产主体的角度看，样本期刊中的论文仍以单一作者为主，仅约16%的论文由两人及以上合作完成，且偏好独作的趋势在近年来愈发明显。作者群体在院校与学历结构上呈现出显著集中，大量作者来自985、211或“双一流”高校。性别结构上，女性作者约占24%。在学历背景方面，约80%的作者拥有中国博士学位，约14%拥有欧美博士学位，其中德国博士数量明显高于英美博士总和。论文发表时作者年龄的密度最高区间集中在35—40岁，而被引用作品的作者在出版相关研究时的年龄高峰则出现在45岁左右。
进一步分析表明，985、211及“双一流”高校作者整体上更倾向于引用英文文献，但并未发现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证据表明，这类作者在引用外文文献时系统性地偏好英文而非其他外文语言。对日文与德文文献的引用主要由少数高产、高被引作者所引领，而对中文与英文文献的引用则更加平均。与此同时，中文文献的被引用活跃期明显短于英文及其他外文文献，显示出不同语言知识在学术共同体中“生命周期”的差异。
评议环节：
袁方：
研究中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2012年以后中文文献在引用结构中的比例开始明显回升，而这一变化在时间上早于官方明确提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政策表述。该时间顺序上的错位意味着，中文文献占比上升未必只是政策导向的直接结果，而可能反映了学术共同体内部更为复杂的调整机制，值得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深入探究。从研究框架的角度，论文以“知识谱系”为题，当前分析仍主要聚焦于外国法对中国法的影响路径，未来可以进一步将不同学科分支、理论流派与研究选题在整体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纳入分析，以增强“知识谱系”这一概念的解释力。近年来法学期刊对独作的偏好不断增强的现象的一种可能的制度性解释是期刊评价中心的指标体系对法学合作论文存在隐性的负向激励，而这一机制在其他学科中并不普遍，但其形成原因本身亦有待进一步厘清。
尤陈俊：
论文中的部分结论与既有关于中国法学知识来源与外文引用的研究形成了相互印证，但也在若干关键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作者的外文引用倾向可能与留学国别结构存在密切关联，不同学术训练背景塑造了学者对特定国家与学术传统的熟悉度与信任度。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学术数据库在知识生产中产生了结构性影响：数据库显著降低了获取期刊论文的成本，同时改变了作者在专著与期刊论文之间的引用权衡，从而可能系统性地影响引用结构。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识别外文文献引用是否由少数作者率先引领，并考察是否存在明显的“带动效应”，同时将分析范围扩展至学位论文等其他类型的学术产出。此外，还需要谨慎对待作者并未实际阅读文献而进行形式性或虚假引用的可能性及其对统计结果的干扰。
徐雨衡：
从“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内涵出发，倡导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否定外国法研究，而是强调在理论生产中实现更为平等的学术交流，因此这一取向未必必然导致中外学术互动的弱化。对研究中的语言分布结果的一种解释是，近年来外文译本数量的增加改变了引用环境，但一些早期具备外文阅读能力的学者反而可能不愿引用后来出现的译本，从而影响不同语言文献的引用格局。此外，由于英文期刊数量本身显著多于其他语种期刊，这一供给侧差异也可能是英文文献引用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期刊实践方面，以《清华法学》为例，其自2010年起要求合作论文明确分工、2012年起要求提交外文文献封面与正文材料，这些制度性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合作论文数量和不适当外文引证现象。近年来修法频繁可能提高了中国法解释学研究对时效性的要求，而在特定法治建设时期出现的集中发表现象，也可能解释作者发表年龄集中于较年轻区间的经验事实。
李治安：
可以从学术资源获取成本与制度环境的角度对引用结构作出解释。近年来多数外文期刊需要通过数据库订阅才能获得，而小语种期刊的数据库订阅成本尤为高昂；相比之下，图书馆更容易批准购买小语种专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小语种期刊文献的获取门槛。同时，英文期刊中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比例更高，也使得英文期刊论文在可获得性上具有明显优势。另外，研究者的具体研究兴趣同样会系统性地影响引用偏好，例如从事普通法基础问题研究的香港学者，可能更多引用英国或澳大利亚文献，而未必大量引用美国文献。因此，语言引用结构不仅反映宏观制度与资源条件，也嵌入于研究议题与学术传统的差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