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日，“从和平到人道：战争法如何正当化‘更少的暴行’”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圆满召开，讲座由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讲座邀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与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格雷斯·霍珀学院院长Samuel Moyn担任主讲人。讲座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段德敏主持，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副院长朱利江，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陈晓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刘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孙宇辰，外交学院国际法系讲师曹文姣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汪家雨参与评议。校内外多名师生现场旁听了讲座，反响热烈。

讲座内容

讲座聚焦于Moyn教授的重要著作《人道：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并重塑战争》（Humane: How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ed Peace and Reinvented War），讨论国际人道法对战争正当性的复杂影响。讲座伊始，Moyn教授回顾了他撰写该书的契机：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政府将“人道战争”（humane war）系统性地确立为国家合法性话语，构建了为战争寻找正当性的新逻辑：美国并不承诺和平，但承诺将战争变得更“人道”。奥巴马所开启的是一个新的时代：战争不再以和平为目标，而是以“尽量减少暴行”为追求，实际上支撑并延续了战争本身。

Moyn教授进一步展开了他对“人道战争”概念的分析和批评。他使用“被人道化的战争”（humanized war）一词，强调这种变化更多体现在暴力程度的降低，而非战争本质的改变。Moyn教授特别强调，国际人道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构建战争合法性话语的层面，也塑造了战争的执行方式。回顾历史，直到19世纪中叶，以“减轻战争中的痛苦”为目标的体系性规范才首次出现，这正是1864年《日内瓦公约》的意义所在。然而，有观点认为这种立场可能让公众对暴力行为失去警惕；在战争语境中，人们由于相信战争“更人道”了，反而失去了对战争本身的质疑。 

Moyn教授接着分析了为何“人道战争”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后期才在国际法中真正成形。从1864年《日内瓦公约》到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的编纂，战争法的发展长期聚焦于战俘、伤者等问题，而非对战争本身进行规范。Moyn教授认为，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去殖民化浪潮之后。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它们开始将“和平”作为首要目标，同时在现实中推动国际法规则的调整，以回应持续存在的大国干预行为。1977年，《日内瓦公约》两个附加议定书的通过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进展，首次明确禁止袭击非战斗员，并确立“比例原则”，要求攻击行为不得使附带损害超过预期军事利益。

尽管美国至今未批准1977年《日内瓦公约》两个附加议定书，但Moyn教授指出，美国国内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确出现了一批推动国际人道法实践的行动者和制度力量。这种军事行动的“规范化”看似提升了战争的规范性，却默认了战争本身的持续存在与扩张。此后，美国战争行动中对国际人道法的依赖越来越显著，甚至演变为战场上的常规“合规程序”。这种人道化逻辑在“反恐战争”时期达到高峰。这种“全球化战争”的新格局表明，战争虽然在形式上结束，但实质上却通过转型得以延续。Moyn教授指出，这正是他撰写《人道：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并重塑战争》一书的核心动因。在国际人道法的制度框架和“战争人道化”的话语掩护下，和平的政治目标逐渐消失，战争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可接受的、合规的”政策工具。

最后，Moyn教授将“人道战争”理念与当前的巴以冲突现实相联系，分析“人道战争”的逻辑在何种意义上被延续。Moyn教授进一步指出，对国际人道法的主流批评往往集中于其“执行不力”或“条款不够完善”，但我们也应反思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人道战争”是否反而掩盖了权力结构的不对称问题、是否在道义上合理化了原本不应长期持续的控制关系。

讨论环节

在讨论环节，朱利江教授就国际人道法是否在实践中起到了合法化国家战争行为的作用进行评论。陈晓航助理教授则从国际法史出发，探讨和平主义运动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期之后逐渐消亡，以及这种消亡给“人道战争”的固化产生了何种影响。刘洋助理教授深入分析了维护和平与限制暴力之间不同的关系模式，并援引国际法院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的咨询意见进行引申。曹文姣老师从国际法演化视角出发，分析是否存在一种“从和平到人道”的整体转向。汪家雨博士从传播学与国际法实践的角度出发进行评议。最后，主持人段德敏长聘副教授总结道，在国际局势空前复杂的当下，Moyn教授的著作所提出的观点尤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