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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想驱动法律人生——采访2002级法律硕士申钦民校友

申钦民基本信息:

1996-2000  烟台大学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0-2002  从事外贸工作;

2002-2005  北大法学院法律硕士,民商法方向;

2005至今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工作。


 

(左数第三)

 

怀抱幻想入学

    王:2002年法硕教育也才2年,就业的同学都还没有,您怎么会辞掉自己的干得不错的外贸工作来北大读法硕?

申:这可能和我喜欢思考经济社会问题有关。我本来学经济,外贸工作干得还行,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回答不了很多困惑我的问题。还是有些理想层面的东西牵引着我。我不想仅仅满足于谋求个人温饱,还是希望能有机会从宏观层面或换个角度看问题。第一,我自己把问题整明白;第二,能为大多数人的生活做一点事。我辞掉的那家外贸公司,现在是深圳证交所创业板企业,如果留在那里,我相信现在也能挣不少钱。但我现在的外交部条法司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算是实现了我当年的理想,看社会,看世界,看自己,做点事,这种满足感与金钱无关,我无悔当初的选择。

当年作为门外汉,对法律是真的迷信,后来发现那是对法律抱有太高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笑)。我那时相信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法律一定能寻本溯源。但当我真正学习法律后,用它来审视生活,却发现法律与我的社会经验和感受有较大的距离。我总是希望法律能验证自己过去的生活,能佐证它,提升它,遗憾的是法律并不能总是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不过随着阅历的进一步丰富,我又发现法律还是对很多问题奏效的。所以,我经历了一个对法律有过高的期望到失望,又从失望到重拾信念的过程。我现在对法律不再迷信,但是坚持社会发展是一个从丛林法则到规范化、再到法律化规则化的演变过程,可能会有一时的挫折,但法治终将全面获胜。我在法学院呆三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用法律看问题,从技术角度、制度层面分析生活,这种思维和能力,引领我走入今天的工作。

 

 

 

实证分析生活

   王:采访您之前我有看您的硕士毕业论文——“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实例考察与问题分析”,您为写这篇论文实地调研了您老家申庄村,您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论文吗?

   申:我记得我答辩最顺利了,好几个老师都说写的不错,说这应是一个法律硕士写的论文,通过法律视角分析实际生活问题,而不是抽象论证法律理论。

我调查的申庄村,是我长大的地方。我现在感觉我这个论文还是有它的价值的。你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提的农村农地改革方向,核心精神是要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更多权利。我当时写这个论文时,我的理解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政治性权利进入法律话语圈的结果。农民享有一定的经营、利用土地的权利,但是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却不在农民手中,所以我当时的结论就是,要想保护农民的权利,就必须给予农民更多土地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很不完整且不稳定的权利,地方政府就可以各种名义随意收走土地。这对农民权益造成很大损害,补偿却往往很不到位,造成农民对政府征地抵触情绪非常大,农民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等比例获益,农村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无法实现政府提倡的包容性经济社会发展路线图。

我当时在论文中举了这么几个例子,一个是乡政府征地问题,一个是利用“村集体”这样一个涣散的法律主体,将土地出租给商人,农民个体仅得到很少补偿的例子。这两个例子中,农民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土地收益增加时,农民收入无法相应增加;土地贬值后,重新开发耕种的成本却几乎全部由农民承担。我是在申庄村长大的,农村土地什么样子,农民有多少权利来处置土地,农民怎么分到土地,又怎么被收走,中间发生了什么,村里建了什么设施,怎么被承包给外来商人,建成工厂了,严重的污染企业,无人治理......这些我都目睹了。问题就是,当污染企业停产废弃的时候,周围的土地都没法再利用了,而农民却得不到任何补偿。

所以,我的结论是要加强农民对土地利益的真正依法分享,如此方能使农村在稳定的环境下发展。我的论文,与其说是论述法律问题,还不如说是在探求农村环境中的小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

 

 

难忘老师授课

    王:您在北大学习期间一定感受到了北大很多名师的风采。8年过去了,您对哪些老师的印象还尤为深刻呢?

    申:你这个问题,有点主观价值判断和倾向性(笑)。印象深刻的老师,好像指的就是好老师,其实不好的老师,也让人印象深刻是不是?

不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个好老师,葛云松老师。

葛云松老师非常不错,我挺怀念他的,好长时间没见他了。当时他教我们票据法课程。平心而论,票据法不是一门容易让同学们理解的课,原因在于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票据。但是葛老师讲课非常有条理性、逻辑性,最大程度的让我们理解票据制度的每一项规则。为什么这么规定,规则背后是有哪些考量因素,规则的起源变更等等,葛老师抽丝剥茧地讲得非常细致入微。能讲到那种程度,确实说明老师备课是十分充分的,花了不少心思。我不敢说我票据法学得多好,但是真是被葛老师的逻辑严谨和治学态度感染了。后来我的论文也是葛老师指导的。因为他很认真,作为学生,不好意思敷衍。这种无形的精神督促,对我最后完成申庄村的调研,写出一篇还不错的论文有很大关系。

 

 

骄傲的法律硕士

    王:法律硕士学法律时间短,常常因为这个劣势而找工作似乎受到一些偏见,您当年找工作有这个情况吗?

    申:不短,美国学法律的JD学位也是三年,很多总统和政法精英获得这个学位是他的最高学位,但总体上JD学生是非常出色的。以这个时间短而论证知识技能不敷工作既无事实依据,也无理论支撑,最多是研究法学理论稍显时间迫急,其他指责要么出于竞争诋毁同行,要么怕新生法律硕士群体抢夺既得利益者的饭碗和荣誉。另外,对法律硕士有偏见这回事,可能是被以讹传讹放大了。社会对于法律硕士的歧视是很小的,就业单位招人主要还是看学生的能力以及就业单位的需求。不能因为找工作受到挫折,就认为是歧视,这是很偏激的想法。不适合一家单位,不代表自己不优秀,还是时刻要保持自信心。

我是法律硕士,我骄傲,我自豪,找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受到歧视。这绝不是说我找工作很顺利,相反我也是颇费一番周折,最后公务员考试都是勉强过关的,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别人拒绝我是因为某种歧视。我给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从来都是直截了当说自己是2005年毕业的法律硕士,而不是含糊地说是法学院硕士,生怕别人误会,最怕把我当成法学硕士,我反而不乐意,你不能贬低我综合分析和学以致用的能力(笑)。我是法律硕士,有双重甚至多重的知识背景,我的能力不比任何其他学法律的人差,尤其进入实务工作的人,复合背景相比于单一知识体系,往往还是优势,骄傲还来不及呢,何谈自卑呢?

 

 

法律检视身边生活

    王:你毕业进入外交部条法司工作已近十年,一路走来肯定遇到过不少困难,你都克服过去了。结合您的工作经历,有什么忠告建议给学弟学妹们的吗?

    申:我没资格说教。坦率讲,作为一个法学院学生,真正要学习的是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是应对工作最重要的能力。两三年学习过程中,先检验自己到底能不能用所学到的法律知识、研究方法,来分析身边法学院的生活,分析自己的生活。如果这个做不到,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学习方法了。因为你在学校所处的世界和外面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你学会分析学校的生活,也就是有了分析和面对未来的工作及生活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积累专业的知识,培养专业视角和思路为未来工作和生活做准备。

 

再一个与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相配套的东西,就是关于教学,我也有一点点想法。我以为老师应该鼓励学生多提问题,特别是让老师自己感受不舒服的声音有机会表达出来。北大不是一贯讲究自由、民主、平等和包容这些价值观吗?在学校的课堂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应该是老师代表权威、正统和无可置疑,学生仅代表求知、后进和仰望。我的意思是,老师要鼓励学生思考,给学生机会表达和交流,锻炼他们碰撞权威的勇气,相比于灌输知识和统一意见,显然前者才是培养真正的人才的做法。可能现在学生比较多,每个同学都有问题,如果一一顾及,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困难,还是要创造一些机会,让学生说出来自己的疑问和不同的意见。

 

 

任何发展均须走自主路径

王:现在北京既是经济中心又是政治中心,大家都想留京,总觉得这儿的机会多,但北京房价高,户口难,人口密集拥挤,你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申:北京的拥挤问题,根本上是政经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的。在很多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一点程度上有意分离,这样可避免有意无意地通过行政的手段让资源在某政治中心过度聚集。也就是说,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形成某种平衡,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发展过度不均衡。目前这个问题很难办,但改革还是在推进着,我相信关于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的问题,还是会慢慢解决。

如果权力不集中,不是一个部门、一个人说了算,这种方式可能效率低,但是结果的产生经得起各个阶层的检验,具有持久性。在很多国家,街边的房子超过100年以上的很多,不是被圈起来的文物,而是正在使用中的房子。因为建设规划经深思熟虑,虽然建设速度极慢,但建成后破坏比较少,重复建设浪费资源比较少,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一直处在稳定的积累的状态。而我国近些年一直处在超速、高速发展的洪流中,建设和发展依附于权力,今天建、明天拆的现象特别多。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确是发展了,但是却滋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破坏了环境,过多消耗了资源,使得这种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还有发展的果实不均衡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可回避性外,社会权力不具分散性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拍脑袋上项目而留下持久后遗症的风险。

王:工作8年来,你到过不少国家,发达如欧美,欠发达如亚非,所谓多见而知,你是否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感受?

申: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跑过不少国家。一般身负一定的外交任务,但可同时抱着学习心态自己独立观察外国,解答内心的疑惑。最大的感受是国家的发展不能走上依附国际经济体系的道路,尤其是经济上处于分工链条低端,精英阶层与发达国家联系大于其与本国中下层的联系,社会被撕裂,上下阶层对流性差,经济社会转型和改善缺乏根本的动力和创新源泉。

在大学和知识创造层面上,这个问题更严重。一国的知识体系不能盲目照抄美西方,成为他们知识的殖民地,要做好本土学问,研究本土的问题,提出符合本土的实际情况的解决之道。现在我们似乎有点过分依赖人家的知识和语汇,所做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嫁接和移植人家的东西,而缺少了对嫁接的土壤的真实环境的了解和把握,导致我们生产的知识一没有价值,二具有从属性,注释和迎合美西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这样,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改进并走上自主知识和自主发展的方向。

 

备注:采访者王芳琴,2012级法律硕士,我院校友办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