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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博雅公法论坛成功举办

    2013 年11月13日晚上7点,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期博雅公法论坛在北大法学院凯原楼303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期论坛的主题为宗教、启蒙与现代宪法的理念,由著名哲学家、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莫纪宏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汪庆华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龑副教授、北京大学李启成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刘刚担任与谈嘉宾,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甘超英副教授主持,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出席研讨会,来自首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近100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论坛开始后,主持人首先向论坛听众一一介绍了与会嘉宾,并代表主办单位对参加论坛的嘉宾和同学表示感谢。在介绍主讲嘉宾新儒学领军人物成中英教授时,甘教授谈及成教授的两大贡献,一是把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二是形成一种现代的、跟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结合的完整理论体系。主持人在对本期论坛的选题进行阐述后论坛正式开始。
    在主讲环节,成中英教授从自己与北大的渊源以及自己的学术经历切入论坛主题,对“法”的概念的反思,认为“法”既有有表面的意义,也有深层的意义。从深层意义而言法体现了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生活形态、追求目标、行为规范与政治理想。进而成教授提出了宪法的活力三性,即宪法的的建立必须有历史的根源性,也要有理论的合理性以及长远经验的可行性。基于这样一个宪法的理念,成教授提出为何西方现代宪法凸显了主政者与人民的双向权限的契约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何宪法的理念更突现为人民与主政者的权限。对于西方首创现代宪法问题,成教授认为必须认识到西方历史上权力的征服性与奴役性,宗教的权力化与权威化不但带来对社会的绝对权力统治,也带来教皇与皇帝的不断的权力斗争。宪法是宗教斗争的教训或启蒙哲学的教育交相旗下的自然结局,英国宪法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但它有它的特殊历史作为基础,得益于那些斗争凝聚成现在的宪法。中国历史中没有这样的斗争行为,也没有这样的发展。说到现代宪法,成教授认为是权力斗争基础上产生的,是对社会的一种规范,是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以及人民如何参加政府组织的途径,目的是要解决纷争,能够走向社会的秩序和条理,带来一种思维方式、生活价值、教育目标。提醒我们应当从中西方的文化与历史的不同中(尤其在宗教与政治斗争中)了解宪法必然是历史与理性的共同产物,而其目的则在安民、惠民、并进而尊重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西彼此尊重,相互切磋,认识到彼此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而能和而不同,不同而和。

    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与谈人也分别进行了精彩发言。莫纪宏教授认为从中国儒家角度联系到西方宗教学说以及演变,探讨现代宪法产生的依据非常有意义。并对于宪法和宗教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宗教主导了宪法?还时“宪法”本身反宗教?进行了追问。贺卫方教授认为成先生从功能学的角度把法律现象、宪法现象做了非常独特的建构,坚持了理性和历史之间的结合,特别强调宪法是理性和历史合作起来的产物。还提出了如何把哲学性的宪政理念变成一种政治上可操作的体制、制度的困惑。张龑教授认为成先生给我们提供了思考中国法律问题和西方法、中国法可能有的知识框架,即信念、真理和知识。并提出我们何以能够在西方的历史、中国的语言、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自己对未来的想象中寻找出一条新的道路的困惑。汪庆华教授认为在近代启蒙在个人主义的向度上没有完成,对于成先生提出了权力斗争和权力分立两个现代宪法的背景,汪教授提出了中国宪法的历史、理性和超越的背景去哪里找寻以及对现实政治的约束如何实现的疑惑。李启成教授认为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制度层面最容易、功能层面较难,精神层面的融汇就难上加难。反过来,也可认为,要把精神落实下来,先要从功能层面思考,最后具体化为制度实践。还提出中国今天更需要建设宪政国家、法治国家,其主要元素和架构理应是西方经典宪法宪政理论及其制度设计。刘刚博士后则提出中国文化是如何安置西方意义上的上帝和真理的疑问,并试图从成教授提及的真理、知识和信念三个层次进行了解释。
    与谈人发言结束后,论坛进入了提问环节,成先生均予以了精彩的回应和充分的交流,论坛在持续三个半小时后圆满落幕。
(文/李文曾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