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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和科技法高层论坛暨博士生论坛(2016)成功举办

2016925日,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和科技法高层论坛暨博士生论坛(2016于北大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成功举办。本论坛由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支持,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和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心主办。论坛邀请多位知识产权和科技法领域的专家作为论文评审与评议专家参加,他们分别来自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本论坛吸引了大量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知识产权实务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学术氛围浓厚。

论坛首先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刘银良教授主持开幕并介绍参会专家,之后由法学院副院长郭雳教授作为法学院领导致辞。郭雳副院长表达了对本次论坛的支持、期望与祝福,强调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及郑成思教授基金对推动北京大学法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感谢专家、博士生及其他参会人员的支持。

 

知识产权和科技法高层论坛分别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平教授和易继明教授主持。张平教授指出,在大科学、大协作、大数据的时代,对法律的挑战是全面的,中国制定了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计划,在此环境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很有必要。

在座专家各抒己见,针对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所长安佰生博士主要介绍了标准化和知识产权问题,他研究发现标准化知识产权在许可承诺具体化方面发展显著,但在披露制度的完善上进展不大,后续仍有很多相关工作需要落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方竹兰教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将原始创新分为知识、解释、推理和扩散创新四个阶段,她指出中国目前正处在末端的扩散式创新和推理式创新阶段,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建立集成式发展模式。此时,最原始的创新性人力资本是法律保护的重中之重,事后型、明示型、消极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以应对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知识产权观,以事前、明示的方式进行保护,这需贯穿文化层面、习惯层面、风俗层面、惯例层面。知识产权要获得最大保护不是一个法律条文或社会政策或政府保护能够提供的,它必须要靠市场主体的发育和社会主体的发育,以提升知识创造者的社会地位。今后的研究需要考虑围绕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社会主体的知识产权以及划定政府角色边界进行。并且,中国需要注重培养新一代研究人才,因为只有通过培养新的原始性创新主体,才能够促进原始型创新社会在中国的形成。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李顺德教授就科技、产业与文化的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制度的关系发表了意见和建议。知识产权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物,知识产权和经济发展以及科技、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十分明确,但关于科技法的定位争议一直较大。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产业环境、经济法治环境关系密切,中国将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作为发展目标需要从文化、经济、科技等多个角度入手。知识产权强国并不简单意味着权利数量庞大,目前我国的专利、商标申请量领先世界,但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并不很多,核心问题在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是版权产业,离开了版权的保护,文化产业难以生存,这就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新要求。

财政部文资办的李挺伟研究员指出,首先网络经济对知识产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可以理解为知识经济和注意力经济的基础,具有边际效益递增、外部经济性等特点,其中梅特卡夫法则马太效应是理解互联网企业注重用户数量和争夺注意力份额的动因。其次,网络文创改变知识产权价值诉求。基于互动共生的社交模式进一步增强了社群属性,形成粉丝聚合,带来价值转换,产生在线付费、打赏等新的消费业态和商业模式,丰富和拓展了知识产权价值回报的渠道。再次,知识产权法律在平衡中前行。空间和生态的变革,会影响经济生态和社会关系,自然也会延伸到法律领域。权利客体价值结构和权利主体价值诉求改变,会对知识产权立法产生影响,法律确权和维权最终是服务于利益的平衡。网络经济生态和法律关系变化,带来了新的行为模式和权利状态,突出权利人、网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利益平衡,实现立法和司法平衡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考量。最后,针对网络文创环境下的制约规范,可以区分内环和外环,分清两者的位序,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及时确定权利与义务,逐步完善利益的平衡机制,实现法律规则背后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才能促进网络经济、文创产业的健康发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孙国瑞教授围绕专利运营、《科技成果转化法》、知识产权法的修改以及创意产业发展等,指出目前制度、政策与现实执行的困难和差距,希望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强国和经济强国。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法规与知识产权处的孙永俭调研员针对科技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第一,科技创新法律、转化法和技术交易法的必要性问题在立法或修法过程中很难解释,制定完整统一的科技法律体系方案难度较大,具有立法上的困难。第二,在国家科技计划改革方面,经费预算存在碎片化问题,需要落实从基础到应用全链条的重点研发计划。科技部和专业机构的法律关系及诉讼程序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现阶段科技部主要针对财政资助科技计划项目展开工作,但科技部在课题制管理时又出现一些问题。第四,知识产权应该更多给予实际承担者,如发明人和创造人,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创造动力。


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杨林村研究员表达了对科技立法发展以及科技法这门学科的关注与期盼,主张科技法律法规分为四个层次:基本法等专门法律;大量的法律适用;行政规章和政府文件;技术类法律规定。从科研层次来看,科学研究的目标是为了产生新的知识,与市场机制基本无关,它的法律的关系是要保障研究自由、政府适度支持和公益性。目前在科技法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第一是立法和执法脱离法学研究的支撑,对法学研究需求不足;第二是科技法研究滞后,政府的需求固然不足,但学术界也没有积极主动参与科技法的研究与实践,导致科技法学研究的资源投入不够,水平总体上相对下降;第三是研究方法的欠缺。针对上述问题,人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科技法研究:第一,在高校、法学专业研究机构加强法律基础研究,从法学角度加深对科技发展规律、运行机制的认识,归纳出制定科技法规的政策目标;第二,加强支持科学基础研究的法律法规体系;第三,进行科技成果的信息公开制度研究;第四,处理好应用技术研究科技计划的管理制度问题;第五,进行创新政策、法规的研究,探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第六,开展技术类法规的实践研究。

北京大学法学院易继明教授认为对于科技类的法律法规,体系化建设和规范化梳理很有必要。科技研发、知识产权带有公共产权性质,即使是已经产权化、市场化很充分的知识产权也需要论证公共利益的边界,一方面研发者享有产权,另一方面也需要结合社会利益思考。促进中国科技转化,需要科技研究投入,政府的干预还是有必要的,政府在市场不充分的时候承担了这个作用,同时在市场失灵的时候也会发挥作用,比如说规制一些知识产权的滥用。

在高层论坛阶段,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原医药及生物发明审查部张清奎部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陈锦川法官、清华大学法学院吴伟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教授陶乾博士等专家,也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工作实践,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

论坛第二部分为知识产权和科技法博士生论坛,围绕知识产权与科技法领域的具体问题,参会博士生对自己的参赛论文进行陈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各位点评专家在肯定参赛论文的同时,也给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博士生研讨分为著作权理论与应用、专利法理论与应用和科技法理论与应用三个部分。

在著作权法部分,王文敏博士生讨论了著作财产权的类型化问题,提出现有的著作财产权类型较为分散零碎,各项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都较难把握,这在权利许可和侵权判定中引发了许多问题。著作财产权类型化不仅顺应了著作权法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各国立法的趋势,也是民法法典化的体系需要。王翔博士生针对数字环境下的故而作品利用问题进行探究,提出如何平衡私权利益的保护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二元关系,是各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分别从合理使用、非自愿许可、集体管理、合理勤勉检索、追续权的构建以及补偿法则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杨立孚博士生从数字传播时代的版权与言论自由之争出发,评论香港地区版权修订条例草案的争议,认为在知识产权网络侵权现象肆虐的当今社会,通过立法加强知识产权的网络保护应为理所当然,但以提升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为宗旨的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却频糟抗议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于利益平衡的重视。李海敏博士生针对体育赛事中超案一审判决提出自己的想法,主张赛事作品保护需首先厘清原始创作人与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对权利来源进行梳理与明确。在新浪案中,新浪公司不能通过合同拟制出一种法律未规定但却受保护的权利,并以此为由主张其他人无权使用,即使存在侵权行为,新浪公司也非适格主体,不可提起诉讼并获得相应赔偿。

在专利法部分,黄细江博士生讨论了图形用户界面的局部外观设计法律保护问题,他以《专利审查指南》和《专利法》的修改为起点,认为外观设计本身具有美学表达成分,其保护应采取类版权的保护方式,阐释了局部外观设计保护的特殊之处,扩大解释所附的产品,缩小解释功能性设计排除,理清图形用户界面局部外观设计侵权与赔偿的问题。陈泽宇博士生就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基因专利适格性问题进行探讨,从司法案例与法律制度的对比研究出发,提出科技创新、经济及伦理道德与基因专利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分析相关影响,认为否定基因专利适格性目前更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刘庆博士生结合孟山都豆茎涉及的自我复制技术专利权用尽问题,评论我国《专利法》第69条第1款的规定,考虑到我国民族育种产业的发展,我国司法实践中审理自我复制技术专利侵权问题应区分使用制造,持谨慎态度适用专利权用尽原则。阮开欣博士生讨论了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经验和借鉴问题,兼论美国最高法院Halo案,主张我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需要正本清源,加重赔偿仅具惩罚功能,不应以补偿性作为原则;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不应仅以故意作为门槛,而应根据案件情况分别适用不同标准。

在科技法部分,刘禹博士生谈论了竞争法视野下标准必要专利的禁令救济问题,首先提出技术标准化引发的利益生态系统失衡的困境,之后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说与司法实践案例,讨论专利劫持与反向劫持语境下的禁令救济,总结不断进行利益再分配的规则演进史,以期为我国高新科技企业全面理解目前全球范围内各法域有权机关对此问题的处理模式提供帮助。戴艺晗博士生围绕人类遗传基因改造技术进行讨论,认为该技术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社会个体和国家都应认识到存在的风险并联合起来集体同意放弃或抵制其应用。陈建华博士生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第17条,讨论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问题,提出在适用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亟待突围,我们必须证实刑法完善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刑法理论与实务届反复不断地碰撞、吸收与融合。

此外,袁博、凌宗亮博士生的论文分别讨论了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问题,戴哲博士生的论文探究了追续权的客体,韩旭至博士生的论文讨论了搜索引擎对侵扰性自动提示内容的责任,来自加拿大、目前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经济学院的知识产权法专业博士生的Kelli L. Larson博士生则讨论了专利法修改与非执业实体(专利流氓)的问题及其应对。

针对博士生的论文及其陈述,评审专家认为,今年参加“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和科技法博士生论坛”的博士生论文具有如下特点或问题。(1)选题新颖,不少论文密切跟踪当前知识产权法和科技法领域的立法、司法、产业或理论研究中的热点或难点问题。(2)法学理论基础较为扎实,概念使用准确。(3)论证较为严谨和全面,论据较为充足。当然也有一些论文论据不足,论证不严谨和不全面。(4)注释较为丰富和规范,参考文献基本属学术期刊或专著类的学术文献,或者相关的司法案例。但也有一些论文较多地使用不太权威的网络文献,并且是在有更为权威的参考文献的情形下使用。(5)针对所探讨的理论或实践问题多得出了有益的结论,并且给出了相应的建议,或者对相关问题给予了澄清。(6)不少论文逻辑清晰,文字流畅,但遗憾的是也有逻辑较乱,表达不准确或者语言空洞等现象。

最后,刘银良教授主持论坛闭幕,总结本次论坛的情况,介绍参赛论文的总体特点,并宣布评审结果和获奖者名单。其中,武汉大学博士生刘庆获得一等奖(奖金5千元),华东政法/埃克斯-马赛大学的戴哲、赫尔辛基大学的Kelli L. Larson、厦门大学的刘禹分别获得二等奖(每人奖金2千元)、湘潭大学的陈建华、北京大学的陈泽宇、西南政法大学的黄细江、华东政法大学的阮开欣、武汉大学的韩旭至和澳门大学的戴艺晗分别获得三等奖(每人奖金1千元),其他7名参与者分别获得精神奖励“鼓励奖”。评审和评议专家向获奖博士生颁发了荣誉证书,并对获奖者表示衷心祝贺。
 

本次论坛为知识产权和科技法领域的博士研究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论坛不仅有国内博士生参赛还吸引了国外博士生参赛,很好地推动了北京大学和国内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化。论坛的研讨深入,学术氛围浓厚,针对问题,参会专家和博士生各抒己见,对问题多有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的论证。论坛的内容新颖,无论是研讨的话题还是参赛论文,跟当前知识产权和科技法领域的立法、司法、产业或理论研究中的热点或难点问题密切相关。

本论坛也充分展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和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和组织能力,扩大了学术影响力。